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
[⑧]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反过来看，在给定了一个行为必须忍受的坏东西的严重程度的前提下，与之交织的好东西的重要程度往往直接决定着相关义务的约束力：我在履行某项义务的时候不可不实现的基本善越重要，我就越是会强制自己履行这项义务。
但只要摆脱了那种误以为义务只能是指道德义务的狭隘成见，这类日常家务就像那些经常被学者们摆在台面上严肃讨论的道义原则一样，完全有资格看成是人生本体论意义上的应尽义务，亦即人们在冲突境遇下为了维系自己的本体论存在，认为自己应当努力去完成的重要事务。[17] 柏拉图把勇敢说成是城邦卫士的头号德性，构成了这类军人理念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首次理论结晶（见《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7-149页）。问题在于，由于可欲之善和可厌之恶在语义方面正相反对，它们在现实中恰恰维系着所谓的对应性关联：一个人得到了某种可欲之善，就意味着他去除了对应的可厌之恶。就此而言，后果论虽然强调了应当与善的关联，但由于忽视了诸善冲突导致的善恶悖论性交织对于人的存在所发挥的实质性效应，它在解释义务的强制性究竟来自哪里的问题上同样缺乏说服力。还是以关门的事情为例：我之所以觉得自己应当（而不仅仅是想要）把门关上，就是因为这个行为已经嵌入到了诸善冲突之中：一方面，它当然有益于我挡风保暖、遮蔽隐私等。
第二，更严重的是，后果论仅仅把应当与善或更好挂起钩来，还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某种义务之所以要求人们不得不忍受次要恶也不可不确保基本善，最终还是为了防止由于缺失基本善而势必会在对应性关联中生成的基本恶。[②] 摩尔则声称：义务只能理解成比其它任何可能的选择都会在全宇宙产生更大之善的行为。以及央视科技频道大家栏目《汤一介：不知疲倦的思想者》（2004-05-12）。
这三条意见坚持到2005年，基本上都是这个说法。文化研究不可能脱离国际国内的具体文化背景，甚至还会受到高层文化政策的制约，这一切，都可能使研究发生一些偏向。② 见汤一介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人类社会之贡献》（《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国家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09）里的一段话：关于‘新轴心时代的问题。（第12页） 所以，假如今天出现新的轴心时代的话，那一定是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大众跟上先知们的步伐，人性直接地在整体上升到尽善尽美的高度。
⑦ 见《中国文化能为文明的共存作出贡献》（《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12月29日对汤一介访谈，）。3、新的轴心时代的文化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百年前后那样由少数几个伟大思想家来主导，而将是由众多的思想群体来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
（第235页） 所以，新轴心时代的到来，绝不会象汤先生描绘的那样，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化这么简单，它要求建立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实体。一个悲惨的世界的残存可能会在地表上零散地生存着，然后象几千年前一样，全部从头开始。这有点象共产党人所说的共产主义，我们可以一代一代为之奋斗，但是任何宣布今天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的做法最终都是有害的。⑾ 这篇发言后发表于《开放时代》2003年第5期。
第三，就当前人类社会文化存在的现实情况看，已经形成了或正在形成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⑧ 见汤一介《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华文化定位》、《新轴心时代下的中华文化定位》、《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等文章。这就和两千多年前那个轴心时代的文化有着鲜明的不同。在通往世界国家的秩序之路上，在目标达到之前发生的事件，可能会把这种毁灭横加于人类，以至于我们几乎不能想象历史的延续。
⑨ 由此看来，中国今天的缺少思想家、哲学家，完全是社会生活畸形发展的结果。然而，个人的变化间接地改变了大众。
） 其实，雅氏的轴心理论也并非一味玄虚，他只是认为历史统一的第一步是精神性的，假如真的进入新的轴心时代，他认为就应该以实体的统一为标志。在香港有一个《二十一世纪》杂志，一共有3期（何：好象是两期？）发表了关于‘新轴心时代问题的讨论。
这显然不符合雅氏的轴心期理论，因为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永远保留着伟大思想家的崇高位置，他说：有一样东西看来能永远坚定不移：人性及其在哲学活动中的自我反思。一 汤一介先生是我一直敬佩的一位学术前辈，这不但因为他在哲学研究上的骄人成就，尤其是他不属于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比起更老一代的学术前辈（比如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他更多了一些社会关怀，由此使自己的研究从哲学进入文化研究、甚至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第一次从普罗米修斯时代开始，经过古代文明，通往轴心期以及产生轴心期后果的时期。书中起码有四处比较明确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160页） 看来，雅斯贝斯不但不认为今天已经进入了新轴心时代，而且认为从人性和精神的角度讲，今天的世界简直就处于历史上第一个轴心期的水平之下。在谈到欧洲近代以来的发展时，雅氏说： 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优异的精神成就——以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芬奇、莎士比亚、伦勃朗、歌德、斯宾诺莎、康德、巴哈、莫扎特等为代表——使科学技术相形见绌，与2500年前的轴心期平分秋色。
我在1957年至70年代末写的文章大多是这样的。（第112-113页）基于这一点，他批评了黑格尔等人的历史观点，说： 德国的唯心主义者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把他们的时期说成是历史最深刻的转折点。
第三条讲全球意识，前面已经分析过，假如真的是新轴心时代，那么就不会仅仅停留在意识，还要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实体。……（第224页） 世界帝国，恐怕正是美国等一些世界大国所梦寐以求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正是这种帝国梦的反映。
在2000年和2001年里，汤先生通常的说法是我们也许可以说，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③。在本世纪初的一次会议上，汤先生还曾作过一次我们能否走出‘信仰危机？的发言，⑾ 事后，他为这篇稿子写了一段附记，说： 此文录入电脑的时间是2001年2月。
② 据我考察，汤先生关于新轴心时代的具体提法，经过了一个从谨慎推敲到大胆确定的过程。其次，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连成一片，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六百年那个轴心时代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而是在矛盾、冲突和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中发展(51)近代学术亦从晚清民初衰世起，故错认晚周为中国文化的原点。(36)在这段中华与世界的比较中，梁启超还有一项以传世文献为基准的具体统计：《尚书》距今3700—3800年，而摩西《旧约全书》与婆罗门《四韦陀论》距今3500年，希腊荷马史诗距今2800—2900年，曼涅托《埃及史》距今2300年，皆无能及《尚书》者。
清末，徐仁铸著《輶轩今语》，将儒家及诸子与古印度、古希腊文化比较，其比较的时段与轴心时代吻合：儒者，孔子所立之教也……诸子皆在孔子后……如印度之九十六外道、希腊之七贤，皆一时之豪杰也。故在中国文化的早期阶段，三代王官学是源，晚周诸子学是流。
薄古的技术目标之一是批判言必称尧舜、以上古为黄金时代⑩。(31)傅斯年将王官说修正为职业说，认为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如儒家出于教书匠等。
一大劫有成、住、坏、空四期，称为四劫。自有历史以来，绵延不绝者，除吾中华外，世间已无第二国。
(17)我们的破坏，并不是一种残酷的行为，只是使它们各各回复其历史上的地位：真的商周回复其商周的地位，假的唐虞夏商回复其先秦或汉魏的地位。自孔子、老子以迄韩非、李斯，凡三百余年，九流十家皆起于是，前空往劫，后绝来尘，尚矣。第一，学术源流的颠倒。北宋释善卿《祖庭事苑》：日月岁数谓之时，成住坏空谓之劫。
其《中国文化史》一书引日本学者浮田和民《西洋上古史》论迦勒底、亚述、巴比伦、埃及兴衰年数，结论说道：世界开化最早之国，曰巴比伦，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国。经史子集，各有等差，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此语还有推敲的余地，准确说来应当是疑古派刺激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实际上也刺激了不少其他现代新学科的发展）。张继熙说道：吾国当成周之末，为学界大放光彩时代。
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顾颉刚是先提出古人造伪的假设，再将假设直接坐实为结论。
